不谋万世不足以谋一世，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任何行业要赢得历史都需要远程的文化战略，没有文化上的积淀和战略上的构建就难以产生行业上的创新和战术上的辉煌。
　　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是随着对市场经济的选择，针对教育改革的滞后和国家逐步对外开放的局面而提出来的配套性改革。从国家意志上讲，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体现出的势能必然要渗透到政治、道德、文化以及教育行业中，并最终用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原有的教育文化在跟进时代的过程中，已在自觉不自觉地被扬弃。如果某个领域在跟进主流文化过程中还固守原有的机制与体制，所产生的后果一定是不适应时代的文化发展。而行业文化的落后，大多会有两个共同的表征，即道德的沦丧和自身价值产生危机。从本质上讲，这种道德的沦落实质是文化的沦落，是新旧社会交替中缺少为主流社会的发展而创新的机制与体制，而原有的即得利益又固守原有的价值取向，就会在发展中产生自身价值的危机。就教育行业而言培养的学生就会不受欢迎，向社会所推销的服务和产品所形成的价值，就会被社会所不认可，并继而会在道德上产生与本行业不相符合的病态，因此价值上自然就会产生存在的危机。
　　教育发展中单纯经费投入的短缺、所表现出的不公平及机制上的弊端易于发现也易于解决，而教育作为政治民主、商品经济、文化启蒙服务的基础保证，如果在文化战略上产生危机，并由于文化结构的解体而导致教育精神的紊乱和价值的失落，就会从根本上毁掉一个社会，因为教育存在的意义不只在于自身的发展，必须和社会文化的存在共同发展，而社会文化的发展又自然体现在经济、政治、道德、伦理、艺术追求等方面。因此，关注教育文化的战略构建，明晰教育文化的战略意义是确保教育“代表先进的文化方向”的根本所在，也是引领我们的教育走出急功近利与短视、保守与滞后的基本手段。
　　教育文化是社会行业文化的一部分，是教育活动的潜规则，是教育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体。它担负着以爱为根本的文化传递，其本质在于唤醒受教育者的个人意识，使受教育者获得主动追求理想价值的意志。
　　教育文化这一理念的提出，是一种理性思维的引领，是一种文化战略的确立，是一种育人规律的挖掘。它整合着我们的感觉，冲击着我们的观念，拨正了我们的育人视角，洞悉着人才培养的缺陷，并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演进而被社会所承认。它不仅在本质上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还通过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才培养取向的准确定位，影响着转型期的一代人，是针对目前教育中高分低能的浮躁，人才培养的不尽人意，教育道德的滑坡、教育自身存在与发展中的危机，社会对教育改革的不认可等现象，从教育的本质出发，而提出的方向性的文化战略。这种战略是一种多极文化的融合，是通过个性化的文化构建，对人才培养“行为”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精神提炼。它不是政治动员，更不是说教，而是一种适应发展的凝聚力，一种引导发展方向的信念，同时也是一种向上的氛围；这种战略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动力源泉。它作用于人，会使人产生信仰的动力；作用于学校，会产生创新的理念与无限的凝聚力；作用于一个国家或团体就会更新一个世界。
　　正因此，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一些国家正以文化侵袭（或叫文化侵略）代替着用战争攫取别人财富的掠夺模式。日本八年的对华侵略遭到了失败，在和平年代却把以经济和科技为手段掠夺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本土。而美国在百年前就殚精竭虑地致力于文化战略和教育理念对中国的渗透，把中国对八国联军的战败赔款——“庚子赔款”出人意料地返还给了中国，并用这笔专款筹建了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学校。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总统的上书中所说：“哪一个国家能教育中国年青的一代人，哪一个国家就能在精神和商业上影响并取回最大的收获。利益（商业）追随精神的支配是深入骨髓的，比追随军旗更可靠。”詹姆士这位伊里诺大学的校长，美国国会的高级智囊，预感到精神对一个国家的控制才是长远的，臆想从知识上精神文化上支配中国的新领袖，中国将不战自败，将自动追随美国所倡导的意识形态。这是美国在侵略上的全新方略，是在文化上对中国的又一次侵略。岁月沧桑，一百多年过去了，清华学校已变成了今天著名的清华大学，可遗憾的是在各省送往清华的无数 “状元”中，有70%——80%以上的理科毕业生在清华深造后，却去了美国，为美国的发展与建设服务，即使回国的学生，也带来了美国的价值观和取向文化，在潜移默化中释放着西方的价值观，进而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建设。今天的清华大学果真成了名符其实的留美预备校。这便是美国一百年前的文化战略远见和教育育人取向性的专款投资在今天的成效见证。美国这种在文化战略上的远见和中国在教育文化战略上的缺失，正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在人才培养战略上的困惑和教育文化战略上的悲哀，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时至今日，美国的文化还在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好莱坞的大片、卡通动画、遍地的麦当劳、肯德基、德克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美国的文化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形态：什么政治直选制度、多党执政、人权保障；就连生活习俗也在制约着中国人：淡化了端午节、中秋节、清明节，却强化了圣诞节、情人节和愚人节。
　　这种文化上的表现形式，是人之为人之根本，是事之势能之潜能，是一种形态对另一种形态的宣战，是一种从根本上改变对方发展方向的战略手段，是一种蓄谋已久的文化上的侵略。这种致力于文化战略的渗透比任何军事上、经济上的侵略方式都更令我们措手不及，并会在不知不觉中让人束手就范，可见教育文化战略的介入所产生的巨大的潜能。
　　面对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怎样在宏观、远程、可持续发展的视野中营造中国教育的新天地，进而形成适合中国文化教育的战略和人才培养的根本表现形式，并能集多种文明成果于自身，超越现实、跟进时代，是国家的人才发展战略、和平崛起战略，对教育文化战略的构建所提出的方向性的总路线，而且面对这种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的构建是刻不容缓，必须与时俱进地予以回答。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审视：孕育新中国的文化形态不是洋务运动，不是戊戌变法，也不是辛亥革命，而是新文化运动所蕴含的深厚的精神文化熏陶出来的黄埔军校和抗大。其实无论是兴北大、组建西南联大、还是办特区和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都是一种从战略的高度上对主流文化的应答和在文化上的冲动。北京大学十六字育人方针“囊括大典、网罗众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理念的提出是一种文化的冲动，使“百年老店”至今拥有着“舍我其谁也”的辉煌；西南联大的组成，其人才培养的取向，其“学校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的人才发展战略，至今影响国人。有人在评价联大时总认为是茅屋草舍育英才，其实茅屋草舍只是艰苦卓越的表相，真正激励其前行的还是其人才培养上的远程文化战略。联大存在的8年间，共培养了2522名毕业生，其文化战略所孕育的学生文化与教师文化使西南联大英才辈出。其中不乏蜚声中外的早在50年代因“宇宙不守恒定律”而获诺贝尔物理奖的一流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曾为我国核武器发展呕心沥血，做出卓越贡献的两弹元勋邓稼先、朱光亚；著名化学家唐敖庆；数学家严志达；著名力学、地球动力学家王仁；著名物理学家王天春，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著名航空动力学家吴仲华，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赵忠尧、赵九章、任之恭、黄子卿，数学骄子陈省身。
　　20世纪中期，中科院400名学部委员中，联大占了128名，台湾有8位国际一流工程师，7位是联大毕业的。
　　其中自然科学界还有中外闻名的周培源、江泽涵、邹承鲁、纽经义（合成胰岛素创始人）、杨武之、赵纷熊、赵九章、吴大猷（台湾科学院院长）、李继侗等，可谓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抱荆山之玉。
　　社会科学界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罗常培、冯友兰、王力、罗庸、陈达、潘光旦、叶公超、朱光潜、费孝通、沈从文、冯至、任继愈等。可谓一代宗师、文坛泰斗，群贤华至、众贤景仰。
　　人们今天不仅要问是什么催生了让世界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认可的世界一流大学呢，难道仅是三校合一的师资雄厚吗？显然其中的学校远程的教育文化战略更为重要。
　　教育部周济部长说，西南联大的使命是和抗日战争相始终的，又由于是三校合一，因此教育理念即校训为：刚毅坚卓。刚毅首先是面对侵略的态度，而后是面对困难的表现，坚则为强，卓乃追求一种做到最好的精神，正是这种不屈不辱的坚强在困境中追求卓越的教育文化战略的指向成就了联大。其文化理念所产生的势能，至今影响着共和国的发展方向、壮大着国家的科技力量。
　　一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有三个维度：即政治的民主、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文化与教育的进步。民主不只是体现在多党执政，更主要的是限制权力的极限；商品经济不只是市场繁荣，而是人民生活幸福；文化教育的进步不只是一种思想的启蒙，而是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对美的追求，对善的渴望、对真的向往，而这三种维度的构建、实施，正是一种教育和文化战略的体现。
　　文化不是一种有形的知识，它是人们的生活形态，是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的灵魂的精神。目前，无论我们写了多少篇素质教育的论文，提出多少崭新的口号，也只能成为一种文献和概念，我们的教育文化依然是由应试文化和考试文化唱着主角。而这样的体制所反映出的文化，既不能体现时代的脉动，又没有生命的灵魂。因此教育表现出的只能是只见形式没有精神，只有仿照没有创新，这种精神和文化上的缺憾决定了人才的培养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跟进时代所渲染的一种文化氛围中。也正基于此，在经济转轨、政治提出民主诉求的氛围中，教育的创新就必然从教育文化战略指向上，提出新的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性的命题。而教育文化创新发展，则表现在：（1）学校文化的方向性；（2）学校育人取向文化的特色性；（3）校长文化魂的作用；（4）教师文化的发展创新性；（5）学生文化的超越性；（6）班级文化的归属感；（7）冲出考试文化的涅槃；（8）动静态的校园文化的育人作用；（9）幼儿园文化胚芽使命上。以上九种教育文化所表现出的基本形态正是解读中国教育创新，从根本上回答时代发展的命题，也是从方向上解读教育的困境而必须面对的，而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答案便是我们在教育发展中对于教育文化战略的确立。
　　教育文化的构建是国家先进的前进文化方向战略中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表征，它作为社会行业文化的一种，其自身的不断成熟，是促成国家文化战略崛起的根本。这不仅因为教育是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基础性产业，也因为教育传播着先进的文化，悠久的文化传统又为教育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教育文化在一个环境中的确定，是一种能动态势的产物；它决定着人才培养的方向，对教育文化战略目的的追求；决定着文化育人的尺度，是对主流文化意志的选择，并以此表现出教育者的观念和精神状态，是内在灵魂形成的终端动力。因此，教育文化的战略构建，不仅是国家图强的需要，也是一次新的充满激情的解放运动和教育文化行动的愿景目标。在构建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细节，还要关注全局；不仅要有对原有经验和理念的总结，还要有针对时代发展的理性反思；不仅要有博大的胸怀和深远的目光，还要有对多元文化借鉴的能力；不仅要有对教育规律的把握，还要有在文化上远程战略的设计。
　　教育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则需要将自身发展蕴藏于民族文化之中，为社会运动而存在，站在社会运动的高度，领悟教育文化战略的真谛，最终迸发出引领经济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方向的力，成为推动知识经济走向辉煌的核心生产力！也需要我们在微观的教育文化中谋求与多元文化的同步，在理论上不断地加以创新。只有这种理论的不断创新，才能促使教育者不断审视我们的文化观念、机制与体制，在思想上与行动上做到与时偕行。因为，教育要超前发展，就必须在教育文化战略的理论创新上有所作为。
　　教育文化战略融入学校的人才培养中必须要有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的创新，而在社会新旧更替时代在对教育文化的诠释与理解上需有超乎常人的开拓精神与创新意识。从行动上把握一种新的文化取向，创造创新人才成长的模式，从根本上决定实践中国教育三个面向的历史使命。这种取向和使命是一种战略上的准备，因为改革改到深处是制度，制度的深处依然是文化的战略。中国未来的强盛，不在于是否有华尔街，是否有硅谷，真正的秘密在于有一套人才创新的文化取向和开阔的文化视野，这种文化取向应成为一种制度文化，即由天才来设计的文化战略，蠢人也能执行、运作的体系。“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做坏事，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做好事。”国家的强盛在于人才培养战略和文化取向的设计。党的十六大反复强调“教育的创新首先是观念，关键是体制创新。”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把加强大、中、小学生的德育工作放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中央当前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教育公平的一系列措施，以及对中职教育的高度重视都在丰富着教育文化的内涵，中国的教育文化建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教育文化的战略构建也已势在必行。在突破旧有的文化体制束缚过程中，全新的教育文化战略正在引领着新的教育文化破茧而出，向人们展示它的缤纷和绚丽，预报着中国教育新的春天。
　　“一个行业一旦产生了危机感，并进而开始进行理论上的哲思，就将很再难阻止它。”而教育文化的战略构建正是需要和人才成长、国家崛起的命题一起进行的时代性思考。“使人获得思想解放的力量，莫大于文化与教育”（伏尔泰语）。教育要表现的就是一种精神。没有文化战略的教育，没有教育远程战略上的构建与思考，没有受过教育文化熏陶的头脑，在人才培养上产生短视、违背教育规律、道德滑坡，自身价值产生危机、社会不信任等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教育传承着文化，教育战略则引领着社会动态的发展过程。文化是实现强国的背景，科学是强国的基础，教育是诞生强国人才的文化摇篮。文化、教育、科学的三位一体以及教育在文化战略上的缺失所导致的种种弊端，正是提出教育文化战略构建之初衷。

　　　　　　　　　　　　　　　　　　　　　　　　　　　　　　　　　　　　　　作者：王继华教授

编辑：宝鸡教育